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居功至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然而，在近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下，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1913年3月20日，是民国法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中华民国法制的制定者与捍卫者宋教仁在准备北上的火车站被刺杀。因为宋教仁之前领导国民党积极筹划两院大选，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即将以优势力量组阁，对袁世凯形成权力制约。从动机来说，袁世凯嫌疑最大。当然，近年来还有新说法，孙中山和陈其美也摆脱不了嫌疑。

刺宋一案，导致中国政坛两大政治力量——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彻底决裂，和平建国和宪法政治走向死胡同。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核心骨干

3月21日，远在日本长崎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刺，异常震惊。25日，孙中山匆匆回国，当晚召集国民党领袖研究对策，一致决定扳倒袁世凯。但是采取何种方式，则产生了激烈争论。孙中山认为证据确凿，现在袁世凯身处总统高位，法律无法制裁，只有武力倒袁一条路。黄兴长期处于军事斗争一线，清楚革命党的实力。鉴于目前没有明确证据，主张用法律手段反对袁世凯。国民党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和广东胡汉民电告孙中山，声明目前没有实力独立。孙中山处于孤家寡人境地。

当革命党虽然磨刀霍霍却停留在内部争吵时，老辣的袁世凯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布置反扑。民国新立，军阀混战，地方不肯将税收上报中央，中央穷得叮当响。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从1912年初开始，袁世凯就一直筹备从西方贷款。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加快了这一步伐。4月26日，他绕过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擅自与五国银行团签约，借款2500万英镑作为军费，秘密布置军队备战。

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态势，5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为首，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相继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曾经爆发反对清室起义支持革命的17个省都督却联名支持袁世凯。发动辛亥革命首义的湖北革命党，还遭到因为“张振武案”而投靠袁世凯的黎元洪镇压。眼见形势危急，孙中山主持讨袁会，推选激进的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对军事斗争持消极态度的辛亥革命元勋黄兴退居二线。

6月，袁世凯先后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职务，公开翻脸。7月，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12日开始，江西革命军在林虎带领下主动进攻北洋军李纯，发表《讨袁檄文》，号召“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在江西的带领下，最初国民党气势如虹。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福建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民国成立后中国的第一次南北战争，由此拉开了帷幕。

宋教仁遇刺引发的革命

然而，实力才是决定性因素。21日，袁世凯正式下达平叛令。22日，剥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和孙中山职务，彻查孙中山督办铁路开销。由于袁世凯准备充分，防守严密，江西革命军一开始就遭受重创。战斗到月底，江西讨袁军崩溃。

二次革命的主战场，一为江西，二为江苏。南京先后三次宣布独立，反反复复，犹如上演舞台剧。在北洋军大举进攻下，黄兴的讨袁行动遭到严酷镇压。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从8月4日起，南方各省相继发表取消独立的通电。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十分深刻。自清朝退位以来，政治上出现民主气氛，经济和文化也呈现繁荣。老百姓渴望和平，反对动武，对于主动发起战争的国民党普遍不理解，不支持。很多人认为二次革命是革命党与袁世凯在争权夺利，骂国民党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二次革命不配叫革命。

后来的护国战争英雄、云南都督蔡锷甚至公开声明——“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

一般民众对袁世凯普遍认识不清，对独裁野心尚未暴露的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袁世凯比孙中山更合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一中国。立宪派领袖张骞甚至说，如果袁世凯借此统一全国，岂不更好。

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党争与武力争论不休。部分革命党领袖也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一见形势不妙就转向。军队内部思想混乱，素质不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情况屡有发生。

除此之外，北洋军阀强大和革命党薄弱也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都靠借钱打仗。南方的革命党更是穷得很。枪炮没有弹药，士兵饿着肚子，根本打不了仗。

另外，革命军力量分散，周围强敌环伺，无法相互支援，自然被别人各个击破。

二次革命影响深远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流亡海外。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以危害民国罪被通缉，真是莫大的讽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势力被严重削弱，信誉也极大削弱，给了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的可能性。北洋军阀势力借此大肆进入南方。

这次革命没有取得像辛亥革命一样一呼百应、摧枯拉朽的效果，却开启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临时约法》成为一纸空文，军阀割据一方，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中国的宪政之路一去不复返。由此，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二次革命是民国历史的分界点。老同盟会会员梁漱溟公开声称：“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员松散，不服从领袖权威。为此，他解散了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为加强领袖权威，入党者除了写誓约外，还要加盖指模。此举引起黄兴、李烈钧等人强烈反感，拒绝加入。柏文蔚、陈炯明等人也逐渐脱离。由此，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双方再无合作可能。

参考书籍：《历史深处的民国》、《民国新闻月刊》《民国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