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得到贯彻实施。从元世祖时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提倡屯田，岭北行省的屯田也无一例外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和林、称海屯田欣欣向荣局面的出现更是一度促进了整个行省农业的大发展。在至大三年，由哈剌哈孙管理的称海屯田就曾“年获米粮 20 余万斛”。和林屯田后曾出现过“谷以恒贱，边政大治”的新气象。

农业发展成绩的取得，与元朝廷的倡农、助农政策以及对屯田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元典章二·圣政一·劝农桑》中记载：“至元七年二月钦奉皇帝圣旨宣谕，……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年终通考农事成否”，可看出元朝廷以年终督导农业的业绩作为黜陟官吏的重要依据；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国用民财皆本于农，……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公吏……不得辄令下乡。仍禁约军马……毋得纵放头疋食践损坏桑果田禾违者断罪倍还”，强调把农事放在首要位置，不得妨害农时。可见，“劝农”都成为一时的风尚。其次，屯田成效的取得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密切相关。三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改革和创新。谢天祯《论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一文中说：有关于元代农业的十多部农书中，详细记载了农业方面发展的成就。元代的耕田之法、中耕措施进步较为突出，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元代又特别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适地适种，进行生产。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和创新，王祯《农书》中记载的农具和农业机械图就有 280 幅，有北方旱地使用的，也有适于南方水田的。种类繁多，包括农业机械、灌溉工具和各种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工具与设备。生产工具在全国的推广和应用，也使岭北行省的农业发展受益匪浅。

元代岭北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也与朝廷派往这些地区优秀官吏的勤政爱民有关。1207年，忽必烈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这些地方远在和林、不儿罕山北或西北，有的地方靠近谦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中上游）。其时吉利吉思等部"皆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刘好礼就让元廷派出工匠，教他们学会了"陶治舟楫"。岭北地区多大湖、多大河，可引水灌溉农田并鱼产丰富，在1221年三月初，长春真人途径鱼儿泊时，看见“ 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钓为业” 并称是古之大单于未有之场景。据《蒙古游牧记》中记载:“达里诺尔产鱼最盛，诺尔之力盖克什克腾阿巴嘎阿巴哈纳尔三部蒙古，共享之所产滑子鱼，每三四月间，自达里诺尔溯流而进，填塞河渠殆无空隙，人马皆不能渡，然则鱼儿泊之名盖本于此。”这和后世刻板印象中漠北的生存环境是落后艰苦不同，史料记载汉蒙居民可以在此耕种牧养战马结网渔猎鱼兽并发展手工业（制铁、酿酒、加工棉花和野兽皮毛成衣自用以及用皮、毛、筋、角、酪酥等物通过诸多驿道驿站去内地交易换取币、帛）。岭北不止农、牧、渔、手工业发达，地缘战略异常重要，平时岭北行省丞相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发展经济牧养战马，战时蒙户上马为兵进可控制西域退可扼守北京（岭北位置居高临下也是瓦剌驻兵处，瓦剌也先既借岭北的地缘优势和明朝争夺西域哈密卫，而漠南（上都）、河北（中都）、北京（大都）这些北方城市除长城人工防御冲要几乎无险可守，而骑兵越过北方燕云十六州就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所以岭北地缘政治价值非常高，这也是朱元璋为什么要打岭北之战的原因）。

王恽《秋涧集·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国家兴王地，据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盘盘郁郁，为朔土一都会。”虞集《道园录·送苏子宁北行诗序》：“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富庶比于都会。士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资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柳贯《柳待制文集·苏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窃从廷臣知边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输，宜杂植黍麦，故时屯田遗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盖阴山大漠，益南数千里，控扼形势，此为雄要。”朱思本《贞一斋稿·和宁释》：“和宁即哈刺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

从岭北出土的遗迹以及突厥碑文证实汉唐曾在这里设置过统治机构，但汉唐都以为这地方不适合耕种，忽必烈却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 [7] 。这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二屯田， 即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粮食需要。之后，其他各卫抽调的屯田军有多有少，都与2000 户相去不远，虽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军人数要高出，但还是少数。历史上中原军民不断打走一波总会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渊源不断的涌下，为此元朝从岭北扼守北方成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来通过农牧互补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内地”的大元雄关，朱元璋与他的谋臣武将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岭北之战遭遇失败。而自土木堡之变英宗复辟后更是少有出塞之军，自此岭北行省成为明朝唯一没有拿下的元朝实土行省。

明朝对蒙古封建主虽然也封以王位等，同时给印、授敕、赐衣，允许世袭，但并没有改变蒙古贵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这是蒙古各部不断与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

16世纪末17世纪初沙俄南下派出探险队屠灭岭北大量汗国，至康熙时清廷调集全国红衣大炮炮轰沙俄探险者石垒，之后双方多次谈判划界。

民国时期蒋经国1945年夏赴苏联谈判时，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中苏对峙时苏联以苏军帮助蒙古国南方边防为由在那里驻军。蒙古国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片辽阔的土地横亘在中国版图“雄鸡”上方，差不多就是“骑”在中国的脊背上。对中国来说，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构不成威胁，但如果这片土地为强权所利用，则战略威胁立竿见影：向东可抄东北战区的后路，向南直接压迫京畿重地，向西矛头指向河西走廊，威胁通往新疆的后勤补给线，用一个蒙古压迫中国的三个“北”，在中苏对峙时期表现得尤为严峻，从蒙古起飞的“逆火”轰炸机，十几分钟就可以攻临北京上空，迫使当时中国北方的防空差不多是枕戈待旦，不敢有丝毫松懈。

冷战时期的蒙古是苏联的宠儿，是苏联面向东方的战略前进基地，它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