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以前，天下是谁家之天下？

首先，老百姓是旁观者。

《诗经》说：维民所止。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而张养浩却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从历史上看，虽然书本和统治阶级说的很好听，但只有张养浩说的是实话，所以，皇权时代的天下与老百姓几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非要扯上那么一点的话，就是在改朝换代时充当炮灰和先驱。

张养浩和《潼关怀古》

其次，士家大族的政治。

从先秦开始，士家大族就逐渐掌握了中国上层政治的命脉，先后经历两汉的“察举制”、魏的“九品中正制”，到晋代的时候，中国“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盛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出身不好，一是将无法做官，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士）族”，出身好的话白痴也不耽误做官，出身不好再有才能最多给人家做个幕僚，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二是将无法通婚，士、庶之间讲究一个“门当户对”，门第不同不互相通婚。这一点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外，正史中也有记载，《新唐书·杜兼传》记载了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曾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在科举制逐渐成熟的中晚唐时期，士家大族的架子还比皇帝家大。

魏晋风度下的士族

第三，皇权与士大夫的共治。

画面一：公元318年，由于琅琊王氏的大力辅佐，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称帝时，执意要拉王导共登御座，这就是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

画面二：宋太祖的“重文抑武”。中唐至五代，是中国政治最为混乱的时代，宦官和军阀先后乱政，搞得国疲民敝。赵匡胤“拨乱反正”，文官集团重新上岗，而且出于对武人的忌惮，赵匡胤不惜矫枉过正，使两宋文人和士大夫的待遇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言论自由、轻不言杀。

画面三：宋神宗“幼稚”的政治观。北宋“熙宁变法”期间，面对数朝老臣文彦博对变法的质疑，神宗说，这次变法，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不就是惹士大夫阶层不高兴了嘛，但是这完全符合孟二圣人民贵君轻的理论要求啊。文彦博却一语惊醒梦中人：陛下，您要搞清楚，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和老百姓共治天下。年轻的神宗皇帝沉默了，对“变法”开始变得游移和反复而且一直持续到驾崩。

《孟子·离娄上》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只要和士家大族搞好关系，为政就不会太难。

平心而论，两宋“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虽然最终让帝国变得文弱不堪，但是，赵氏厚待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也没有辜负赵氏——崖山一战，十万人随幼帝赵昺蹈海，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成就了华夏民族最后的风骨！

王与马共天下

第四，如果士大夫受轻视会怎样？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儿八经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建立的王朝，由于创立者的自身经历和阶级观念的原因，士大夫阶层从一开始就不受待见。首先，“公务员（士大夫）”首次成为高危行业。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为了活命，曾经要过饭、当过和尚，见识过元朝末期的吏治腐败和社会乱象，最铭心刻骨的是，他父母和大哥都是饿死的。这让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确立了为政以苛、以猛治国的方略，并专门下诏：“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且发明了“剥皮揎草”等酷刑。在他在位的31年间，不说降职、撤职、流放、坐监的，仅被他处死的各级官员就达15万人。其次，“公务员”阶层毫无私密可言。他首次设立锦衣卫这一特务组织，专门监视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稍有越轨，立即收捕进入“诏狱”，然后基本上就有去无回了。大学士宋濂头天晚上参加了一个酒局，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突然问道，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宋濂如实作了回答，朱元璋满意地说你够诚实。宋濂听了浑身一阵冷汗。第三，“公务员”阶层毫无人格和尊严可言。这一点体现在“廷杖”制度上，即在朝堂之上直接打板子。这一制度比前两者更摧残士大夫的身心，不仅让被打者颜面无存，身体素质稍差点的直接就死在朝堂上了。1519年，最贪玩的武宗朱厚照皇帝要去江南游玩，劝阻的146名大臣遭到杖责，11人被当场打死。因劝谏嘉靖皇帝服用金丹，134人被同时廷杖人，16人当场死亡。第四，皇帝视下属为“刍狗”。崇祯年间，姜埰、熊开元弹劾内阁学士周延儒触怒了崇祯，两人几次被投入诏狱，数历酷刑几经生死。结果年底时周延儒事发被勒令自尽。这时就有人提出姜、熊二人不仅释放，还得表功。谁知崇祯说：“我就是恨他们和我对着干，不向我低头，与他们弹劾周延儒没关系！” 这哪是一个皇帝应该有的心胸和气度？

凡事有因必有果，明代帝王这样对待臣下，臣子们也毫不含糊，纷纷和皇帝玩“躲猫猫”，上、下级竟然出现对立状态。明朝末年，著名的江南工商阶层代言人“东林党”控制了江南地区的税收与皇权抗衡，引发了国家财政危机。一方面江南地区富得流油，另一方面西、北两地连打仗的钱都没有。情急之下，崇祯皇帝只能继续向北方民众加征赋税，结果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不仅如此，在李自成进北京、大清南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更可悲的现象——“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本应该是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要么投降、要么逃跑、要么在南明几个小朝廷里继续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就是没有人为国分忧。而崇祯皇帝自挂煤山的时候，身边竟然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陪同，这与崖山的十万人蹈海成为显明对比，不能不让人深思。

大明的最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