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言：“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而大黄又是药中四维之一，用得应时，确实可以力挽狂澜，救人于危难。您看病常用吗，都什么时候用，用量又是多少呢？

大黄与名人的故事

大黄救治罗炳辉

新四军名将罗炳辉将军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主人公罗霄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1942年夏，罗将军患了温热病，高烧不退，时时说胡话。当时西药奇缺，致使病势危笃。后来慕名求治于安徽名医戴星甫。

戴星甫(1896~1948)幼承庭训，刻苦学医，夜间苦读不辍，视力受损而成高度近视，人暗称“戴三瞎子”(兄弟中行三)，戴氏识证准确，投药果敢。一诊即诊断罗将军是“阳明腑实证”，直接投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而泻热，生大黄用至2两，一般人用到10克就可以了。不料药店惧怕药量太重，吃出人命来，私自改配熟大黄且减少用量。罗将军服后未效，戴氏甚感奇怪，亲自检视药材，发现大黄剂量不够，而且是熟大黄，药力不足，立命另取生大黄2两重煎再服，果然1剂便通而热退，转危为安。此非胆识过人者不能为也。

郭沫若泻肚子

1908年秋，17岁的郭沫若正在四川嘉定城读初中，当时他生了一场大病，总感到非常疲倦，头痛，拉肚子，咳嗽，时常流鼻血，没有食欲。郭沫若的父亲在乡下是一个“土郎中”，开了一剂温和的药给他吃，毫不见效。

家人只好找当地唯一的儒医宋相臣来诊治。宋说郭沫若泻肚子是阴证，发烧流鼻血等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他给郭沫若开了一剂药，有分量很重的附片、干姜，一剂药下去，所有的黏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黑的，头脑发昏，只想睡觉。宋和郭父都束手无策了。

一位堂叔推荐了一位附近的赵姓医生，这位赵医生没有什么名望，看了郭沫若的病状之后，主张和宋相臣恰恰相反，说郭沫若的病是阳证，要用凉药，并开了一剂药重用芒硝、大黄，宋相臣不消说是反对的，郭沫若父亲也不赞同。赵医生却坚持要用他的药方，否则就要走人。他说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后泻的次数会一天天减少。众人相持不下，朦胧中的郭沫若却在冥冥之中说了句：“我要吃姓赵的药！”

郭沫若的母亲做主，决定把赵医生的药吃下去。出乎意料，郭沫若吃了泻药，病情并不见加重，泻的次数反而逐渐减少下来，意识也渐渐恢复过来，终于把郭沫若救了过来。

大黄论治两皇帝

大同十一年（545）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医竞相献方，武帝听从御医诊断，欲服大黄泻热。御医姚僧垣诊脉辨证后，力主不可：“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可轻用峻快之药，恐怕伤及正气。”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姚僧垣又说：“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万万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

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招入宫救驾。原来，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退，反致昏暓，心悸气短，卧床不起。姚僧垣急以温和之法，平补之药，收敛苦寒所伤之阳气，恢复脾胃正气。连进数剂，梁武帝方才恢复健康，不得不钦佩姚僧垣的医术。

梁元帝即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胀痛不舒，不思饮食，召诸医讨论治疗方法。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戒，力主不可轻言泻下，宜平缓之药渐渐宣通。姚僧垣力排众医之说：“脉象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是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的话，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之疾顿时消失。

清朝与俄罗斯药材贸易

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

天朝与俄罗斯交易，市口在喀尔喀之哈克图地方。庚侍郎(音)尝以主事衔充监督六年，言彼国所需内地绵布、针线、绸缎等物，概以皮张易之，惟茶与大黄尤为珍贵。大黄能愈百病，非得大黄不能生。领票当商者共七十二家，而贩易大黄，独回人穆金禄一人，曾奉部颁龙票，无敢分败者。所行之茶，必湖广所产。盖彼国人内热，非此茶无以解。至回疆以西，则多销潞安茶也。(清·赵遵路《榆巢杂识》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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