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这几人本是好友，却因一则变法生分歧，最后各有千秋

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司马光作为与他们同一时期的史学家，同时也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官场同僚，在文坛他们都是佼佼者，不过在政坛上，这几人各有得意失意时，今天要说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还有王安石这几位。

原本三人是志趣相投的好友，可是王安石一朝冒出来要变个法，把好朋友都惊呆了。其实严肃地说，王安石变法肯定不是一时所想，他应该已经筹划许久了，甚至这有可能是他从小就思考，立志要做的事情。他有才能又有抱负，最重要的是他的种种闪光点都被宋神宗所赏识。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样希望自己能留给后世功德，他希望做一个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明君，还指望王安石做他的“镜子”，可是他们这对君臣却没有像唐太宗与魏征那样配合默契，英明果断。

在宋神宗的首肯下，王安石变法顶着重重压力实施起来。欧阳修极力反对，司马光也屡屡请宋神宗停止变法，并讲述其弊端，这些都让王安石很不高兴，可是毕竟变法还在继续，王安石渴望用他变法的实际成效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一番坚持下，变法维持了三年，劝说不动的司马光只好退出去回家以著书为乐，免惹朝中烦恼，欧阳修虽然坚持觐见，但逐渐也懂得了等待时机，而苏轼这个人态度不似司马光和欧阳修那么坚决，一来是他见识过王安石的才能，对他有一定信任度，第二是变革总有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苏轼担忧的是王安石看不到自己所行之法的弊端，太过固执，最后只能是失望的结果。因为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自然在对于变法的态度上就划到了欧阳修一边，而王安石原本和他们关系要好，可是因为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分成了两派。

对于当时的局面，王安石压力重重不会开心，苏轼左右为难不会开心，司马光和欧阳修更不可能开心。司马光汇编写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典籍成为后世经典，所以在人失意失望的时候与其懊恼沮丧不如分散注意，将精力放在值得的事情上去，可能会有意外之功哦！同司马光一样，苏轼也感觉处境为难，得知杭州需要一个通判，苏轼便自请调离了京都，到杭州当通判去了。

苏轼就是会选地方，杭州是全中国风水最美的地方之一，他去那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岂不是修身养性的绝佳圣地。也许苏轼去的时候有那么一想过，但他丢不掉古代读书人那一心忧国忧民的习惯呀！杭州靠海，水质又咸又苦，唐朝白居易疏通西湖后湖水可以流入漕河，再从漕河把水引入农田，从此发展起来。可是后来年久失修，漕河和西湖水渐少，大家都只能取钱塘江的潮水了。苏轼就带领大家一起重修水利，规定每三年挖一次水道，还在西湖修筑了三十里堤岸，当地的百姓把这段苏轼带着大家一起修建的堤岸命名为苏堤，纪念他的事迹。

苏轼修堤坝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给后世留下一道风景，这也是他的韬光养晦之法。应该说，苏轼的韬养之法是游山玩水，纵情诗词才对，他可不止去杭州一地旅游，黄州、赤壁，这些地方他都游历过，而且都是借公务之便去的，写出的《赤壁赋》、《密州出猎》等作品都选入了如今中小学生必读课本。

司马光和苏轼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不得意却也不叹惋，各尽其能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擅长做的事，倒也活出了一份自在和价值。回头看一看王安石，他原本是皇帝青睐的臣子，全国都要通行他的改革之法，可是上了天没飞好摔下来能不能不疼呢？当最后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辛苦坚持付诸东流，王安石的心是滴血的，他没有办法像司马光和苏轼那样看开些，最后气郁而死。得失，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