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服饰讲究“服德相称、形质相合”。中国古典男装的外在形蕴是古代男性审美理想的外在成像。故而，古典男装的外观形态本质上体现并契合的是中国古代男性性别的美学取向。

《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具体来说，“文”即人的外在形象，“质”则是指人的内在本质，亦有气质、质感之意，是人的本性内涵。

所谓“谦谦君子”就是要做到外在形象与内在人格的相互匹配。既要道德高尚、品行仁和，又要仪表优美，举动文雅，即文与质的统一。所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男装精美文丽的物象表征本质上反映的是古代男性“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气质追求。古服尽善尽美的造物工艺，正是古代美学所推崇的“君子之质”在人体上的具体落实与体现，是人格之美的外化。

“文质彬彬”追求的是一种内外统一的人格之美，是中国古代在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产生的对男性之美的最高理想。所谓男性之美，是一种通过内在修为而养成的浩然之气。

中国古代推崇的男性之美是一种舍形取神的君子风神，讲究端方内秀、温润如玉的儒雅气质。故而，古代又常以“玉”来比喻和形容这种理想的男性之美。

《礼记·聘义》有记，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永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细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玉石温润而泽、孚尹旁达的外形特质，自然也就成为了男性之美的象征。玉石之美外清而内坚，亦如中国古典服饰外秀而礼胜，迎合男子外文而内儒的美学精神。

民国以前的清代服饰承袭古代汉服的文化内核，服饰礼制和艺术精神依然秉持着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内质之美，其形其制皆是男性人格精神的符号表现。故而，古典服饰的造型意象强调“蔽体表德”的艺术精神，刻意回避和忽视男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形貌塑造上遵循“以文为尚”的气质风韵，这与古代文化对男性“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审美理想是不谋而合的。

然而，到了清代末期，中国社会的积贫病弱使国人对自己的身体形象发生了改观。中国人普遍屠弱瘦小的身体特征逐渐成为了时代思潮痛责鄙夷的对象。谭嗣同曾经这般疾呼：“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也。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狠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佝偻，其光明有成仪者，千万不得其二！”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在《新民论》中说到的：“二千年之腐气败习，深入国民之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训羊……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至民国前后，社会制度倾覆变革，伴随着古代伦理与封建礼教的崩塌瓦解，西方文化的人伦结构与美学精神却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社会对于男性的审美取向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出现了明显西化的身体审美意识，且“尚武尚力”之风渐盛。

康有为就曾经奏请：“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可见到19世纪末期，男性审美弃中从洋、弃文从武的变革走向就已经端倪显露。

这里的所说的尚武，并非是以粗暴、武力为美，而是指崇尚男性身上原始勇武的生命力量和与生俱来的雄壮气概。男性的外在形貌应该具备健康、强壮的气力之美以及挺拔、勇猛的威武气度。

在1929年的《生活》周刊上曾经刊载过一篇《男性之美》的文章，作者这样说道：“提起男性之美，也许有人要反唇相讥，说你不预备做花旦，要谈什么男性之美？但是我以为真正可贵的男性之美，和什么花旦之美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堂皇大方的，后者是扭扭捏捏的；前者是能引起敬爱的，后者是供人侮弄的……堂皇大方的美，当然和体育有关系，西人讲究体育，所以相貌体态美的似乎多些，友人某君在美国纽约多年，据他说在那个地方和祖国的同胞一同在街上走的时候，同走的本国人如果是体格健硕，相貌体态俱佳者，陪他走的人亦觉得与有荣焉，精神上觉得非常愉快，反过来说如果他是“痨病鬼”的样子，陪他走的人也觉得心里有点难为情。”

另有一篇《看了国货时装展览会》中也对男性之美做了解释：“我以为穿时装表演的男女最重要的须选请健而美的体格，才能增加美感。这天‘男子西式服’表演，严格说起来，五人中只有那位穿骑服西装的有健强的体格，阔背挺胸，精神充满，全身有平均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胖子的体格也还过得去，穿上西装还像样，此外则多扁平的胸，萎靡的腿，菜色的面，很缺乏雄健焕发的精神。”

由此可见，到了民国时期，健壮而富力量感的男性体格成为了社会普遍认同的审美主流。在当时刊登的广告宣传中我们屡屡可以见到一些肌肉健硕、强劲有力的男性躯体。这种男性身体的审美文化与三四十年代以后西式服装的盛行普及是不无关系的。

由于西方文化艺术中自古就有重视男性形体美的传统，西式男装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关注和表现男性的体格之美，服饰形态重在凸显男性的生理特征，刻画男性身体的物象特点，并且加以强调美化。

19世纪以后，从欧洲军装与劳作服中提炼成型的西服套装更是西方男性审美文化的结晶与提升，它以一种自然、流畅、简约、理性的造型法则和单纯、硬朗的色彩、线条勾画出合理、理想的男体模型。

西服的艺术感染力在于它塑造迎合了文化意义上的完美男体。正如《性别与服饰》一书中的评述：“西服的这种‘自然’并不意味着暴露人脆弱的皮肤或将衣服禁锢人体，以显示各块肌肉的起伏，而是用符合人体造型和运动规律的筒状结构、以象征的手法，暗示男人形体的力量感。”

毫无疑问，西装浑然强劲、流畅一体的结构内蕴与风格气度，以及它所塑造的庄重、肃穆、理性、强健的男性形象，更适应民国时期变革奋进的时代精神。故而，到了民国后期穿着西服成了男性衣着的主流，中式传统服装则逐渐衰萎没落，古典服饰文质彬彬、儒雅俊逸的风雅气质日趋消洱，甚至成为了迂俗陈腐的象征。

30年代的杂志有一文《亲爱的阿固》如此写到：“呀……使你爸妈最足以杞忧的，就是你竟弃绝了一般运动员的男朋友，而反和一种老是穿着长衫，带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书呆子交起朋友来！”可以说，民国时期中装没落与西服兴盛的发展脉络背后，反映出的是男性审美文化的深层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