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相信是完全可以遴选出合格之国家治理人才的。

文 | 吴钩

宋朝的科举考试究竟是考些什么题目呢？

尽管自隋唐直至明清，历代都推行科举制，但科考的题目却不尽相同。而且，科举又分为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诸科，各科的考试内容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明法科的考试，主要是测试考生掌握的法律知识与司法技艺。

我们主要说说进士科省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宋人曾从龙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他们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唐人考试重诗赋，“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 以至有宋朝人认为，唐朝人写诗之所以那么厉害，就是科举考试训练出来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所以不及也。”

宋人考试更重经义与策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政治立场迥异，但在“科举应当考什么”的问题上，却所见略同，都反对以诗赋取士。王安石曾跟宋神宗说：“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建议罢诗赋、考经义。司马光也说：“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

宋高宗亦告诉大臣：“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 诗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加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甚至“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 。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如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比较专制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我们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相信是完全可以遴选出合格之国家治理人才的。

遗憾的是，由于从朱元璋时代开始，朝廷偏好以僵化的“八股文”取士，判词、策论、诗赋虽然也是考试科目，但不受重视，如同走过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 。以致选拔出来的官员，对“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漠不关心；及至获授官职、治理一方之政时，却“懵然于中而无以应” 。到了晚清之时，局势大变，这种庸碌的官员更是难以适应近代化的挑战，导致科举制度无辜受累，遂于1905年被清政府宣布废止。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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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南都周刊(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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