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军徐达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重修长城。他将长城东北的起点选在了今天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10多千米处。徐达在此重修永平、界岭等关的同时，又以其北依角山，南临渤海，新建起了一座“山海关”。

中国古代的关隘主要由关城、墩台和沟壕等构成。关城为关隘的主体工程，是指挥和战斗的核心。其防护力较强，筑有高厚的城墙，墙上设有雉堞，沿墙构筑敌台。关城外围挖有护城壕。为增加关隘的防御纵深，有的在关城前沿还建有战斗墩台和壕沟、陷阱等障碍物。具体到山海关而言，在明朝历经洪武、成化、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六朝二百多年修筑之后，此地成为了一个以长城为主体，以山海关关城为核心，在南起老龙头、北止九门口，全长26公里的长城线上，分布有129座城堡、关隘、敌台、城台、烽火台和墩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而作为核心的山海关关城则是由7座城堡、10大关隘和长城上的30座敌楼、62座城台、18座烽火台、16座墩台等组成的古代城防建筑群。结构严谨、功能齐全，构成“主体两翼，左辅右弼，二城为哨，一线逶迤，互为掎角之势”的格局，堪称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结晶。

作为万里长城东部的重要关隘，山海关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绝非虚誉。这里不但是万里长城的起点，而且在以弧形一线屏障明清两代帝都北京的紫荆、居庸、古北、松亭、山海诸关中，就地理形势而言，以山海关最为险要。山海关关前的辽西走廊，是东北地区通向华北地区的最短且最便捷的路径。关后则是冀东平原的千里沃野，占据此关，就可以掌控境内的26公里便等于扼住了连接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咽喉孔道，使北方之敌不得南进。一旦山海关失守，那么这一段长城无异于形同虚设，关外铁骑就可以轻松进入华北平原，北京也就危如累卵了。所以顾祖禹就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将山海关称为“最紧要者”。至于山海关本身地势，更是充分利用了辽西走廊的地形：松岭山横亘于防区一侧，且筑有长城边墙防御，难以从侧面逾越，另一侧沿海也无法渡过，仅剩中间的狭长地形也不利于北族军队擅长的骑兵突击。

对于山海关的这一重要战略地位，明清双方无疑都是了然于胸的。按照蒋一葵在《长安客话》里的说法，“京东之外镇，营、蓟、辽阳也”，“京东之内险，山海也”；“外镇以屯重兵，进与之战，内险以严隘塞，退为我守，斯画一之论也”。这就是说，当时在山海关内外都屯有重兵。其中山海关是拱卫京都的“内险”，遇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可以收缩兵力，利用山海关的险要形势据关死守，确保北京的安全。反过来，清（后金）军在皇太极时期几次入关，都避开了明军守备严密的山海关，绕道或从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趋宣化、大同，或由延庆入居庸关，或由墙子岭毁边墙而入。虽说几次征伐颇有斩获，终究无法在长城之内立足。个中缘由，就像清太宗皇太极后来所说的那样，“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

但摧枯拉朽进军北京迫使崇祯皇帝上吊煤山的李自成似乎对此重视不够。在进入北京（1644年三月）之后，“大顺”农民起义军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以强大兵力进取山海关。在得到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降而复叛的消息之后，李自成匆匆御驾亲征。而此时，吴三桂索性投降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实际上，李自成仅仅比多尔衮早到山海关一日。山海关究竟是座雄关，吴三桂部又是困兽之斗。“大顺”军既然无法一举消灭吴三桂据险以守，就只能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之敌了。四月二十二日，在一片石决战中，大顺军不敌清军，“逐奔二十余里，李军自相践踏，死伤无算，尸横遍野，沟水尽赤”。

山海关之败，令李自成元气大伤，无法在北京立足，只能匆匆向西安退去。反而清朝一战而得天下。当年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自盛京抵达北京，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登基大典，正式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政权。清朝定鼎北京后，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山海关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关(山海关)据山海，拱卫神京，东通三省，远接朝鲜，洵畿辅之咽喉，两都之锁钥”，山海关由此更是成为东通奉天、西连畿辅、锁钥两京的咽喉要地，实为东陲之要冲。